继土地之后，水资源也将被纳入硬约束管理之中。有媒体近日获悉，今年“一号文件”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按照惯例将于本月底下发。这份文件除了提出要加大水利相关投入外，还着力推出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针对总量控制、用水效率及污染限制设定“三条红线”，并将其纳入到各级政府评估考核体系之中。

如果“一号文件”果然针对严厉水资源管理问题而强势出台，必然能提高我国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应当看到的是，我国水资源稀缺与浪费严重长期并存的症结，在于“大锅水”，之前各项保护水资源的政策努力，由于产权界定模糊、浪费成本外部化等因素而在执行中遭遇不小的阻力。由此，笔者建议，在强调行政监管的同时，理应积极引入市场化的物权理念，为实现水资源高效配置，这是必要的制度创新。

数据显示，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列世界第88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是全球13个人均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然而，我国对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却十分低下，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为610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十几倍。可见，国内水资源的稀缺性并未在使用中得到应有彰显，给可持续发展进程带来“硬伤”。这与商品越稀缺，越能够提高价格和使用效率的基本市场规律相悖。究其根源，“国家养水、福利用水”的模式，让保护水资源失去了执行动力。一方面，在国家公共水权的框架下，因为由此产生的效益过程缓慢，很可能在本届行政任期内无法得到体现，地方政府往往会为发展本地经济而忽视保护水资源，而短视的绩效诉求又弱化了地方政府对破坏水资源行为的监管动力。另一方面，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组织与个人而言，保护水资源所付出的成本，无法获得相应补偿，而破坏水资源者，也不必为此付费，节约用水并非是微观实体的最优选择。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严重滞后，道德风险必然随之增加。恰因此，对于水资源管理，调控部门追求生态平衡与地方追逐即期效益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背离。

保护水资源早是一项世界性话题。欧美等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接连出台多项保护水资源和高效利用水资源的法案，“谁用水，谁付费”、“谁排放，谁出钱”、“谁污染，谁治理”的理念，确保了水资源管理的有序进行。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水法”的国家。

“二战”以后，英国关于水的法律法规进入了全面建设时期，并成立了国家水务理事会。英国水法规定，在供水服务办公室制定的最高限价范围内，水务公司有权自行决定供水价格。但水务公司在实施新水价前，必须公布收费计划，列出各项收费及其依据的明细单。与之类似，法国也成立了流域委员会，专门就流域水问题进行咨询和立法。法国水务企业有责任公布经营与盈利情况，接受公众监督。严格透明的监管，为市场价格的自发调控让渡了空间，有助于民众合理用水意识的形成。

眼见“一号文件”将奏响我国水资源保护的序曲，但最终的落实情况仍要视实际操作的力度与能力而定。也正因为此，笔者以为，包括水资源专项立法、监督部门职责认定等后续工作需进一步细化。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监管思路理当从行政直接干预向市场化调节过渡，应大力倡导水权分配清晰、环保“费改税”的改革路径，这是为节约监督成本的必然之举。比如，水资源交易市场可以分为两级，权力部门可以将公共水资源使用权出售给使用机构或个人，交易形式可以是拍卖、竞标等。持有水权的各个经济主体，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在二级市场上让渡或者购买水资源使用权利。如若能将水资源污染成本内部化、开放水权交易市场，那么不仅可以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而且还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当然，无论是立法工作的推进还是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均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传统倚重行政直接调控的思维必须尽早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