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湖泊是如何变化的？要精准回答这个问题，即使是我国湖泊研究权威机构的专家也犯难。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杨桂山直言：“我国湖泊家底不清。”

如果查阅史料，关于中国湖泊概况的材料少之又少，系统性材料大概有这么几份：王洪道等编著的 《中国湖泊水资源》，记载的是用1978年之前地图计算和相关专题研究获得的湖泊面积；《中国湖泊志》，使用的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湖泊相关调查 与专题研究以及1990年代中科院湖沼专项调查数据的整编成果，时间跨度最大达30年。

“很难有同一时段的规范性系统数据，很多表述中只能用‘50年代’‘60—70年代’‘2000年后’等。”杨桂山说。

希望完全通过长期定位观测数据给出答案也不太现实。

2008年，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在江西建成了中国生态研究网络鄱阳湖湖泊湿地观测研究站，与先前该所建立的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等一起，构成了“极不完整的”湖泊综合观测研究体系。

鄱阳湖站站长陈宇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目前在鄱阳湖水面布设了30多个监测点，每个监测点要监 测40多个化学、生物等指标，此外还会组织夏季全湖面调查，重点围绕鄱阳湖水文水动力、水环境、水体与湿地生态以及江湖关系和流域物质输移等进行长期、系 统的定位监测和专题研究，研究所有30多人的团队依托研究站开展相关研究。

但与我国水利部门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建成的多个鄱阳湖水文观测站相比，这个综合观测研究站是个迟到者。

“再等5—10年，研究站肯定能产出有关鄱阳湖演变的重要成果。”但陈宇炜说，现阶段仅靠单一的水文或水环境监测数据和几年的定位监测，很难发现规律性变化。

通过全国湖泊普查可以找到答案吗？

2007年，在科技部国家基础性工作专项支持下，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牵头实施了“中国湖泊水质水量和生物资源调查”重点项目，这也是我国首次设立以掌握我国主要湖泊现状、完善中国湖泊数据库为目的的重大项目，也被称为我国第二次湖泊调查。

“此次调查对1平方公里以上湖泊数据摸得比较准。”杨桂山说，调查历时5年，共得到了国家宝贵的2000多万元经费支持，重点对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东部平原、东北地区和云贵高原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的176个淡水湖泊的水质水量与生物多样性进行了调查。

让他遗憾的是，调查虽涵盖了长江中下游与云贵高原全部以及东北地区近一半大于10平方公里以上的淡水湖泊，但总数仍不及全国10平方公里以上湖泊数量的1/4，大量分布于青藏高原和蒙新地区的重要湖泊因受人力、物力的限制，除三江源和西北10多个重要湖泊外，并没有涉及。

“经费实在不够。”杨桂山说，对全国1平方公里以上近2700个湖泊，只能做数量和分布遥感普查。

当然，与被称为第一次湖泊调查的数据相比，这次已有不小的进步。

第一次湖泊调查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完成调查已是30多年后的80年代后期。当时主要依托相关专题研究，“只能在专题研究过程中挤出经费做些调查”，杨桂山说，这种调查相对比较零散，时间上也没有系统性。

但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资源和接纳流域水沙与污染物的重要场所，湖泊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作为一项科技基础性工作，湖泊调查被赋予更大责任：认识湖泊基本状况、演变过程，掌握当前湖泊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等。

在鄱阳湖开发中遇到的尴尬

2009年，国务院通过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鄱阳湖及周边地区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另一方面鄱阳湖近年来枯季持续超低水位引发缺水问题，使得围绕鄱阳湖开发和控湖工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论。

不论哪种观点，都需要全面而详细的科学数据来支持。可问题接踵而至，除上世纪80年代由孙鸿烈 院士牵头组织的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外，近30年没有新的可靠的数据支撑，这样的现状不能满足鄱阳湖保护的需要。南昌大学教授周文斌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现在我们用的湖底地图还是当年日本人绘制的，实在是不能满足需要了！”

在以“鄱阳湖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与会专家建议，对鄱阳 湖流域的开发问题要慎之又慎。需等在获取大量系统科学数据以及对人与自然双重扰动下湖泊水文、水环境和水生态变化做出科学判断，并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和适应 对策后，才能就控湖与否做出科学的决策。

“目前对湖泊关注度不够，我们希望以后能像国土资源大调查、近海海洋综合调查等一样，湖泊也能实现定期系统的调查，以摸清湖泊家底。”杨桂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