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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力企业的煤化工之困

发布时间:2014-04-14
上月底,中国华能、中国大唐、中国华电、中国国电、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国投集团、神华集团等国内电力巨头齐聚一堂,开了个交流座谈会,但交流的却不是电力业务,而是各企业在煤化工发展规划、煤化工项目建设营运、煤化工业务结构及企业人才状况、煤化工工艺选择及技术储备等方面的情况。

 

上月底,中国华能、中国大唐、中国华电、中国国电、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国投集团、神华集团等国内电力巨头齐聚一堂,开了个交流座谈会,但交流的却不是电力业务,而是各企业在煤化工发展规划、煤化工项目建设营运、煤化工业务结构及企业人才状况、煤化工工艺选择及技术储备等方面的情况。

电力企业交流煤化工业务经验?没错。在近些年国内煤化工热潮的带动下,这种跨行业搞煤化工的事不稀奇。那么,这些电力企业的煤化工业务开展得如何?是否一帆风顺呢?对此,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都是“被化工”

记者从多家电力企业了解到,电力企业搞煤化工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2005年以来,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火电产能全面过剩,节能减排压力进一步加大,发电成本居高不下,行业面临全面亏损的困局。发展电力离不开煤炭,“拿煤”是电力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要拿煤矿,地方政府开出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按一定比例就地转化。于是,电力企业被“逼上梁山”发展煤化工。

 

多家电力企业的现身说法,印证了这一事实。

“我们公司是在2010年拿煤炭资源时被带进了煤化工领域。”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煤炭部经济运营处副处长董建立介绍说,2010年华电集团因为拿煤“被化工”了4个煤化工项目,当年就决策了煤制气、煤制乙二醇等项目,2011年又在陕西榆林上马了天然气制甲醇项目和煤制甲醇项目。天然气制甲醇项目效益不好,2011年天然气由每立方米1.11元涨到1.6元,项目成本增加了2亿多元,2013年亏了1.6亿元,今年预计亏得还要多。

中国国电集团煤化工部赵丽梅也表示,国电集团发展煤化工是迫不得已。2008年、2009年国电集团先后拿到200亿吨的煤矿,配套了6个煤化工项目,其中有的是在兼并煤矿的过程中带过来的。2012年,国电集团形成了6000万吨煤炭产能和6个煤化工项目,于是国电集团干脆成立了煤化工产业部,干起了煤化工。

“我们发展煤化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掌握煤炭资源,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我们必须进行煤炭的就地转化,且地方政府对转化的比例越来越高,原来是1∶0.5,现在要求1∶1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高新产业部煤化工处处长米文珍说。

大唐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他们拿到某地一个70亿吨储量的褐煤矿,先后上马了一个46万吨/年的煤制聚丙烯项目和一个40亿立方米/年的煤制天然气项目,项目总投资数百亿元。还有一个化肥项目虽为拿煤而建,但时至今日,项目建起来了,煤矿却没了下文。大唐也是典型的因煤资源而“被化工”的代表。

 

都遇技术难题

毋庸置疑,这些电力公司都是国内的行业巨头,搞发电肯定没的说,搞煤化工又如何呢?从本次座谈会各电力企业交流的情况看,几乎每一家企业都遭遇到了技术难题。

中国华能集团煤炭部经济运营处副处长刘宇介绍说,华能集团在天津的IGCC项目中,气化炉采用华能自己开发的干粉气化技术,但从2013年运行一年的情况看,气化炉因煤质影响运行不稳定,尚在摸索和完善之中。华能集团在新疆的一个煤制气项目搞了4年多的技术论证,最担心的还是气化技术。

“我们担心的还有煤的问题。由于煤矿与煤化工项目同步开发,在煤化工项目的前期要把煤质搞清楚十分困难,煤在地下,采样有局限性,数据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块煤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由于鲁奇气化炉专‘吃’块煤,且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所以还不知道从开采到进炉,块煤还剩多大比例,剩下大量的粉煤又怎么办。”刘宇说。

“刚开始并不觉得搞煤化工多么复杂,但后来发现煤化工比电力复杂得多,搞煤化工在技术的先进性和管理难度上都比搞电力更难。”米文珍也表示,“不过大唐的示范项目让我们接受了一些教训,公司经常反复讨论比选方案。”

大唐作为五大发电集团最早进入煤化工领域的企业,在煤化工技术方面的感触尤为深刻。记者从大唐能源化工公司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大唐的煤化工项目都遇到过技术瓶颈的制约。大唐内蒙古多伦煤化工项目自2006年开始建设以来,可谓命运多舛。由于当地煤质原因,气化技术掌握难度大,正式生产以来,气化炉时常“发脾气”,导致“气头”负荷一直偏低。大唐克旗煤制气项目一系列装置投运仅一个多月,就因煤质中不明化学成分等原因出现气化炉内壁严重磨损现象,项目被迫停产检修近2个月,最近才重新恢复生产。

赵丽梅介绍说,国电集团煤化工项目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电力企业对煤化工项目认识不到位,往往容易以电力的思维看化工,结果忽视了一些致命的技术问题。

董建立还表示,电力企业搞煤化工心里都没底,找不到非常权威的机构建议。“因为各个化工设计院看法不一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站在不同的角度,针对不同的技术说得都很好,让我们拿不定主意。”董建立说。

 

都渴求专业人才

除了遭遇技术难题,让各电力企业头痛的还有人才的缺乏。各企业一致认为,电力企业搞煤化工本来就是门外汉,如果再没有专业人才队伍,几乎难以成事。

“电力企业发展煤化工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技术产业化问题;二是人才引进问题。人才短缺,怎样引进有经验的煤化工人才,对项目实施非常关键。”国投集团煤炭有限公司董事焦亦麟说。

刘宇也认为,人才问题对电企搞煤化工是一个挑战。电力企业虽然在电力方面人才济济,但搞煤化工,人才就比较缺乏,在这方面华能集团有着切身的体会。

据介绍,华能集团天津IGCC项目开始以电力人才加毕业生为主,后来在调试过程中才发现,煤化工人才不足严重制约了项目的顺利调试,但引进人才又受制于国企体制的局限。比如国企员工的工资一般和级别挂钩,引进的人才如果得不到应有的薪酬待遇,则难遂人愿。

“天津作为直辖市尚有引进人才的问题,今后公司在新疆准东地区建项目,人才引进的难度难以想象。如果不采取特殊的政策肯定不行,这需要公司上层转变观念,解放思想,打破常规,不拘一格降人才。”刘宇说。

对刘宇的观点,米文珍表示了认同。她也表示,中电投煤化工人才状况不理想,感觉引进真正成熟的人才很难。由于公司体制的制约,想要的人才却满足不了对方的薪酬及待遇要求。公司尤其缺乏高端煤化工人才,只能在2011年招了500名大学生,通过到设计单位和相关企业实习,自己培养。公司还重组了新疆的新化公司,但发现传统化工与现代煤化工人才差异也较大,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成为一项长期的工作。

大唐集团发展煤化工也遭遇了人才难题。中国化工报记者了解到,大唐集团各个煤化工项目每年都有人才流失,大唐几乎成了我国现代煤化工人才培养的基地和摇篮,好不容易培养出一批相对成熟的人才,又被其他企业“挖”走了一些,造成企业成熟人才总是捉襟见肘。

有业内专家也表示,由于我国煤化工发展太快,国内高校煤化工人才培养远远滞后于市场需求,人才总量严重不足,导致企业间相互挖人现象突出,造成了煤化工企业间人才的不正常流动,给不少煤化工企业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神华集团是公认的在我国现代煤化工领域最为成功的旗舰企业。神华集团煤制油化工部蒋立翔告诫大家说,神华在煤化工产业起步阶段就认识到,跨行业转型发展煤化工,人才至关重要。他特别强调指出,化工行业人才还不仅仅是一个学历的问题,实践经验的积累也非常重要,比如分馏塔的操作,就需要经验的积累。所以,人才培养对煤化工企业而言显得十分重要。

 

都有环保压力

据记者了解,我国已建成的几个煤化工示范项目,都遭遇到来自环保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来自方方面面,既有当地百姓、民间环保组织、媒体舆论,也有各级环保部门。这些电力企业的煤化工项目也不可避免。

2013年,神华包头煤制油项目一度被国家环保部叫停并遭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了人们对煤化工环保问题的极大关注。“煤化工已建成的项目环保压力非常大。”蒋立翔坦言道。

记者了解到,神华煤制油项目环保遭罚有难言之隐。神华煤化工项目建设的环保设施是先进的,对环保的投入可谓是不计成本的,但由于地方承诺配套的环保设施没有完全到位,项目邻近村民的一些利益诉求没有完全满足,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再加之媒体的炒作,项目单位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一位电力企业煤化工项目的负责人向记者诉苦说:“作为央企,我们十分注重履行社会责任,在环保方面的投入不计成本。我们用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占到项目总投入的6%,这个比例够高的,并实现了废水的‘零排放’。但即使这样,有的民间环保组织和个别媒体依然不断给我们施压。”不过这位负责人也坦承,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有利于企业强化社会责任,更加重视环保工作。

业内专家告诉记者,不只是电企,几乎所有大型煤化工项目都遭遇到环保压力,原因来自三方面:一是企业不承诺“零排放”,项目难核准,而以现有的技术手段,偌大的煤化工项目真要达到“零排放”几乎无可能;二是社会上对煤化工的质疑声不断,主要盯在煤化工的环保方面,加之一些媒体的不断炒作,煤化工项目被一些人“妖魔化”;三是项目所在地附近的一些村民出于自身利益,经常采取上访等极端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使得煤化工环保问题复杂化。

 

相关评论

鼓励示范避免激进

电力企业跨界发展煤化工的实践见仁见智,给社会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然而笔者最大的感触是,新型煤化工项目示范可以有,但不该过热,更不应该激进。

事实上,电力行业在发展现代煤化工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带有普遍性。据笔者了解,几乎所有已建成及在建的新型煤化工项目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这其中有些瓶颈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摸索过程。或许,这才是国家为什么要对新型煤化工开展示范的意义所在。

所谓示范,其实和人们常说的“试点”的意思差不多。比如国家为了验证房产税改革到底可不可行,选择了上海和重庆两地进行试验。既是试验,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只有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方可决定改革方案能否推广。我国选择神华、大唐等企业开展现代煤化工示范,其目的就是为行业积累经验和教训,待示范项目取得成功后再行推广。

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曾就煤化工示范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发展煤制气和煤制化工产品,太看重眼前的现实利益和过度算经济账是不合适的,要看到它对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意义。一个新兴产业总要走过前期探索和进步的阶段。金涌的观点对开展煤化工示范的企业是合适的,但我们断不能理解成,所有的企业在示范项目没有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都应该来“探索”,都可以不算经济账。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还没等到这些煤化工示范项目取得从设计、建设到营运的一个完整周期,还不知道这些示范项目的结果如何,这些同类的煤化工项目已是遍地开花,一哄而上。

笔者还想说的是,我国煤化工激进的根源在政府而不是企业。国家开展房产税试点只选择了两地,但政府对现代煤化工项目却一下子审批了数十个项目。试想,如果示范的煤化工项目一旦有所闪失,损失还好计算,但如果这么多同时上马的企业都出问题,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企业,遭受的损失将是巨大的。企业无论出于发展的冲动也好,还是“被化工”的原因也罢,对上煤化工项目较为激进,但政府一定要理性。只有政府把住审批的关口,科学、积极地加以引导,我国煤化工产业才会有序推进,稳扎稳打,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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