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海油第二任总经理钟一鸣在京逝世,享年88岁

文章来源:中国海洋石油报 点击数:374 发布时间:2018-03-06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党组书记钟一鸣同志,因病于2018年3月4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中海油第二任总经理钟一鸣在京逝世,享年88岁

中海油第二任总经理钟一鸣在京逝世

钟一鸣先生

中国海油官方微信发布公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党组书记钟一鸣同志,因病于2018年3月4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钟一鸣在京逝世

“三桶油”中体量最小的中海油成立于1982年。1955年,钟一鸣进入石油系统,来到广东茂名石油公司,参与选厂址、厂区设计等工作。1985年至1992年,钟一鸣担任中海油第二任总经理。在推动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对外合作、践行改革开放理念、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面,他先行先试、敢于创新,为海洋石油的发展壮大夯实基础,开拓了新局面。

据中国海油石油报此前报道,与首任总经理秦文彩相比,钟一鸣任期内承受的压力更大。在对外合作处于低潮的时候,钟一鸣提出了海洋石油要两条腿走路,海洋石油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去搞自营勘探,后来中海油与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合作发现了蓬莱19-3油田及其他一些油气发现,均与此有关。

此外,彼时钟一鸣顶着压力,停办了技校和中专,停止了招收职工子女。从而在中海油中断了石油系统延续已久的“一人进油田,全家干石油”传统,杜绝了近亲繁殖。

附文:《钟一鸣——回眸海油早期攻坚克难时 会挽雕弓如满月》

钟一鸣,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原总经理。建国之初,他与石油行业便结下缘分。在许多海油人的心里,在推动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对外合作、践行改革开放理念、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面,他先行先试、敢于创新,为海洋石油的发展壮大夯实基础,开拓了新局面。

在中国海油“海上大庆油田”建成之际,受本报特邀,钟一鸣讲述了在推进中国海洋石油工业跨越式发展历程中,很多值得铭记的历史瞬间。

1955年,我进入石油系统,来到广东茂名石油公司,参与选厂址、厂区设计等工作。到1963年,这个厂子建起来了。

正在这时,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康世恩和当时的领导班子决定“下海”找油,他找到了我。莺歌海那时已经冒出来一些油苗。我们选定在那儿打第一口井。当时世界上的海洋勘探技术走在我们前面七八十年,国内没有任何先进的设备。

我的一位老搭档张东元想了个办法,他是华南工学院毕业的,曾在茂名石油公司设计处工作。他设计了两个钢浮筒,并把它们连起来,这就是“浮筒法”找油。

两个冬天过后发生了北部湾事件,中央命令我们从莺歌海撤出来。1966年,我被任命为大港会战指挥部的副指挥、海洋石油指挥部的指挥。7月1日,我到达天津塘沽,从此在那儿待了18年。

即便是开放大门打开后,海洋石油的对外合作之路也并不平坦。在艰难历练中,中国海油一方面逐步建立了影响至今的双赢合作理念,另一方面探索出合作与自营并举的“两条腿走路”发展模式。

1972年,中国政府派出石油代表团首次出访两个国家---法国和加拿大,团长是唐克。这次出访后,国内出现了一个引进设备的高潮。但我强烈地意识到,海洋石油不是简单地引进设备问题,而是整体的海洋石油领域如何开放的问题。

在中央决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后,整个国际石油行业是非常轰动的,我们自己也觉得大家都有求于我们。当时世界上所有大的石油公司只有一家没有进来,大家为了获得好区块跟我们说了很多好话。

之后三年,与我们合作的国外石油公司在国内海域进行了大量的地球物理勘探,但一时没有发现一个大的像样的油田。那时油价跌得很厉害,每桶大概16~17美元,还有个关键的问题---外国公司与我们签订的石油合同有年限限制,他们快到期了却没有油气收获,陆陆续续都撤了。

只有日本公司是例外。我们与日本公司的合同是由两国高层领导拍板签下来的。为了开发渤海,48家日本的股东组织起一个株式会社,由政府作担保,确定总投资额为6亿美元。因为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石油公司,时间这么短,又必须把钱都投进来,这一情况客观上帮助了渤海的大发展。

埕北油田是渤海油田开发的“黄埔军校”。埕北本身是渤海自营发现的小油田,但当时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钱进行开发。我们在和日本签合同时有一个要求,要把埕北油田的开发搁进去,两个合同必须同时生效。

这个埕北可是救了渤海油田的命。我往这个油田调来了38个大学生,都是1982届的大学毕业生,让他们在油田各个工种当工人。同时我请了一家英国公司到塘沽办技工训练班,严格训练40名具有中专学历的操作工,再把他们派去埕北。

埕北油田的大学生们,一个个得到快速成长,后来逐渐成为其他油田乃至公司的领导。而这个油田的开发也支撑和建立起海洋石油的工程队伍。

也就因本着这个双赢原则,南海第一个油田惠州21-1在适当放宽原合同规定后得以开发,从此才有了以后南海原油产量上1000万吨级的局面。

由于日方合同的特殊性,海洋石油的队伍并不缺活儿干。但我逐渐确定了一件事情——海洋石油必须自营勘探。1984年起,我们开始自营打井,地点选在辽东湾。那会儿海洋石油所有的钱几乎都被用来自营打井了。当年就发现了锦州20-2气田,1987年发现了绥中36-1油田。康世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高兴:“你们终于抱了一个金娃娃。”

对外合作带来了很多碰撞和融合。受主客观环境的影响,海洋石油经受了百般锤炼。“渤二”事件的发生,对我们来说不啻为一记惊雷,海洋石油也在阵痛中得到成长。

对外合作开放的步子迈得很大,大家却发现,队伍素质跟不上这些大发展。

当时曾有一位中央领导去渤海视察,在我们新购入的平台上走了一圈,看到一些仪器上所标注的英文操作规定,就问:“你们打算怎么管理平台?”我表示:“开放不容易,我们首先要改造这支队伍。”1979年年底,海洋石油发生“渤海二号”事件,至今这对石油人来说都是一段不愿触碰的往事。“渤海二号”事件获救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王墨林,一位是阎学军,我都很熟。事件发生时我在北京,第二天我立刻赶到渤海,在码头上等候他们,一看到王墨林,第一句话就问:“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

王墨林说:“钟指挥啊,这个船搬家有一个严格的操作规矩,甲板上额外的负荷要卸掉。上面不能卸掉的东西,就由下面来固定好。这次钻杆连带井架都没有固定,十几吨重的打桩锤也没有卸掉,违反了操作规程。大风大浪扑过来,钻杆在甲板上打过来、打过去,什么东西都给打烂了,通风口也全给打烂了,海水哗啦啦就全进来了。”

最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人们居然认为,在水深24米、船高42米的情况下,即使船沉下去,直升机的甲板还是会高于水面。当水把船舱淹了后,人都往直升机的平台上爬,认为可以活命。结果一条救生艇都没有放下来。“渤二”事件以后,人心惶惶,一线队伍的情绪很不稳定。1980年,我被委任为渤海石油公司(时名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负责人,赵宗鼐被派来当渤海石油公司党委书记。

为了稳定队伍,也为了解决队伍素质的问题,我提出来,凡是能力上不合格的,都必须从一线岗位上撤下来,一线定编定员,多一个都不行。同时大幅提高一线工人的待遇。

这些事情一直到1989年才全部完成。没有一个人下岗,也没有一个人被开除,但是要求外调的,我都放。从那时起,我决定停止一切招工,取消顶替政策。哪怕招进来一个人都必须由总经理的一支笔来批准。自1982年到1992年的10年间,海油员工的总数始终没有超过28000人,而且一直维持到2000年。其中取消技校是一项重大措施,尽管当时骂娘的不少,但事后还是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理解。

与此同时,海洋石油每年招进来400到600个大学生,希望以此逐年改变队伍结构。除此之外,1984年,为了让1970届的毕业生进入领导层,动员了相当一部分55岁的处长退下去。

在1989年的杭州领导干部会议上,我提出的五项战略中有一项是“经济有效的用人政策”。这一政策给后来的海洋石油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到目前为止,不光是在石油系统,在整个工业界,海洋石油队伍也被认为是最精干的队伍。

崖城13-1气田花了我最多的精力,几乎有整整8年时间,我都在为此而忙碌。到我卸任中国海油总经理职位的前一天,崖城13-1的开发才得以尘埃落定。

1983年,崖城13-1气田正式开钻后,究竟这个气田的气干什么用?当时大家的认识并不统一。第一家找到我们的是广东省。他们表示,气必须送往广东省,让广东省的老百姓用上气。这个想法很好,但有一些现实困难。崖13-1气田是和美国阿科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的,按当时的规矩,我们需要付给阿科外汇。广东省虽然承诺钱由他们出,但我知道,尽管他们有经济实力,外汇却都在合资企业手上。

阿科当时的头儿叫安德森。在1985年一次与邓小平的会面中,安德森建议将这些气用于建设6套大化肥。第二年,他再次来到北京,中央领导决策,同意了这个想法。

但海油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阿科的条件是,他们建化肥装置,由海油作为买方将化肥买下来,其中装置的建设投资由阿科先行垫付,由中国银行作担保。投资从中方销售化肥获得的收入中予以回收。

那时候1立方米气的售价是6.7美分。我当时是总公司总经理,算了这笔账,心里非常不踏实。我向国务院领导人汇报说,这个方案行不通,一切风险都将由海油承担。

我们发愁究竟如何是好。1987年,邓小平接见了美国的一位副总统,因为这位副总统是作为海油的客人请过来的,我也一道陪同接见。

邓小平一见我,第一句话就问:“阿科那边,气田和化肥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说:“已经向国务院领导汇报过了,正在运行。”

邓小平说:“好,好,那我就不管了,交给他们来办吧。”

我放下了一颗心。从这时起,我们重新规划气的使用。1988年,海南正式建省。海南省希望崖城13-1的气不出海南,要用在海南。这是一个新冒出来的课题。

一次,我陪邹家华、顾秀莲去海南视察,一路上我都在找机会跟邹家华讨论这个气的问题:海南省当时没有钱,也没有项目,这么多气拿来作什么用呢?

在视察的最后一天,我对邹家华说:“家华同志,我想了个办法。”他一听,说:“行!”

开会的时候,邹家华首先作了一个开场讲话,我紧接着说,气以最低价---1立方米4美分给海南留下一部分,建一个化肥厂和一个电厂,剩下的气要卖到香港去。这样一年32亿立方米气,给海南省留下了大概5亿立方米。我后来心里想,没有国务院领导的支持,这件事情是办不成的。

海南这边的问题解决了。另一方面,我们要推翻阿科之前的条约。我对当时阿科在中国的首席代表说要见他们的上层,一对一地谈判,由他来当翻译。

当时阿科新换了一个领导人,他不同意:"按照西方的规矩,签了字就不能反悔。"

我说:“理我亏了,但这件事情按照原条约是办不成的。”

我在谈判时坚持认为,不应该是由海油来当总买方,而应该由海油与阿科一起去找一个买方。在经历了很多曲折后,阿科方面终于同意了这个办法,和我们补签了一个协议,并最后决定将气卖到香港。

前后大约耗时两年,过程很艰苦但最终取得了成功。那时我62岁了,过了退休的年龄。我给国务院领导打过一个电话,希望中央对我卸任的命令不要早于当年的12月24日,因为我们和对方约定的签字时间是12月23日。国务院领导同意了我这个请求。1992年12月23日,各方在澳门举行了签字仪式。晚上在香港召开了庆功会,我举杯祝词:"我向大家报告个情况,明天我就退下来了。但我今天签的字是有效的。"

在经历了对外合作的不断洗礼后,中国海油的管理、技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与整体实力得到持续提升。海洋石油工业的对外开放,在一路艰辛中走来,而恰恰就是对外开放,奠定了今天上产5000万吨、建成"海上大庆"的基础,成就了中国海油的鹏程万里。